尘肺病“死亡接力棒”
建筑工人正在使用风钻。
秦刚摄
至少从表面上看，发生在深圳的“尘肺门”事件快要尘埃落定了。
最先维权的湖南耒阳导子乡的190多名风钻工人要么获得了企业赔付，要么得到了政府“出于人道关怀”而给予的“善款”。近日，在舆论压力下，来自湖南张家界桑植县的110名风钻工人也获准接受职业病身体检查，其中已有62人确认了劳动关系、16人进入工伤认定阶段、16人正在接受劳动仲裁。
深圳市政府似乎打算以“耒阳模式”来解决“张家界问题”，但是，一些长期关注此事的高校师生和学者们却在大声疾呼，“悲剧还没有结束！”
一个由北大、清华等高校师生组成的大学生尘肺病调查小组提供了这样的一条逻辑链：1989年，耒阳导子乡的徐瑞乃、徐瑞宝兄弟在深圳找到了一份最赚钱的活儿——给建筑工地的爆破工程打风钻。通过老乡带老乡的方式，耒阳籍工人垄断了风钻爆破工种。从1999年开始，陆续有人被查出尘肺病，仅导子乡双喜村11组，就先后有11人去世。于是，自2002年起，耒阳工人离开了深圳。张家界桑植县工人随即大批进驻，很快发展到300余人，再度垄断了深圳的风钻行业。到2009年下半年，随着一些症状的出现，桑植人才真正意识到尘肺病的风险，此时已有3人先后因尘肺病死去。
一座城市崛起的背后，是一批又一批的工人倒下。参与调研的北大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愤然指出，其间传递的是“死亡接力棒”。
“50年后，我们回头看这些事，会为生活在这个时代而感到羞愧。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这些工人？”这位被学生公认为“最温文尔雅”的老师在谈起深圳尘肺病工人的时候，语速极快，时不时地敲打着桌子。
这并非杞人忧天。随着几个月来154名张家界籍工人辞工维权，如今稀缺的风钻爆破工在深圳的身价翻了一番，每个月能挣到七八千元。有迹象表明，一批来自四川的风钻工人正在进驻这座城市。他们会不会接过下一棒？
县域特征的“接力”
从大学生尘肺病调查小组的调研结果来看，尽管在从事风钻行业的时间上有先有后，但耒阳和张家界工人遇到的困境是一脉相承的：当地经济极不发达；患病工人基本都是中壮年、家庭负担沉重；没有人签订过劳动合同……他们所呈现的县域特征也符合建筑业包工制的特点，因为风钻工人挣钱多，所以都是老乡带老乡，没熟人根本进不来。
北大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张慧鹏在调研中发现，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人签订过劳动合同。“传统乡村的劳动关系，不需要文本，有道义和逻辑在限制。如果有人背约，在农村根本无法立足。”因此农民出来打工的时候，都是跟着“包工头”老乡干活。问题是，“包工头”制度却滋生于一个更大的体系中间，在这个体系中，资本的天性是追逐利益最大化。传统乡村的逻辑碰到一个掌控不了的外部世界，根本就无法维系。于是，为了赶进度，用工单位放弃注水防尘等保护措施；为了节约成本，好几天才给工人更换一次口罩。不签订劳动合同，受益的只有资方，他们可以轻易地推卸责任，规避由此带来的工伤、职业病等风险。
在深圳调研的过程中，张慧鹏悲伤地发现，在这座中国最南方的开放城市，劳动力都是从内地来的，用完一拨就被抛回去，换上另一拨。风钻工人出来打工，为的是实现致富的梦想，最后却走向一条死亡之路。
在耒阳被称为“寡妇村”的双喜村11组，大约有30来户人家。其中11户有男人死去，仍活着的10个打工者中，属于尘肺病Ⅲ期的占了7个。
让张慧鹏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叫王翠兰的老人，5个儿子有4个已经死亡，仅存的一个儿子因为从事风钻行业的时间不短，“多半也难逃一死”。老人的眼泪早已哭干。1998年10月22日，小儿子徐小伍病死时年仅25岁；2005年正月初八，二儿子徐新春也病死了；2007年农历腊月二十四，湖南遭遇雪灾，大儿子徐白春死于千里冰封的雪天，走的时候“又冷又痛，瘦得吓人”。
自此尘肺病的阴影和死亡的恐惧笼罩着宁静的小山村。耒阳人再也不去打风钻了，给再多的钱也不去。
于是，张家界人接过了耒阳人的接力棒。目前，张家界桑植县有300余人在深圳当风钻工。他们开始的时间比较晚，所以病情还没有耒阳人那么严重。张家界工人心里也清楚，耒阳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然而难以摆脱的贫困困扰着他们，他们是在和死神赛跑，希望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挣到尽可能多的钱养家糊口。
在调研中，张慧鹏发现，张家界工人面临着更为恶劣的环境。老板们一方面仍然不肯为他们签订劳动合同，另一方面着手辞退那些表现出尘肺病症状的工人，同时更加注意销毁证据。同时因为维权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也很难再像耒阳工人那样轻易获得政府部门的“人道关怀”。
即便如此，在高工资和侥幸心理的驱使下，仍然不断地有人前来从事这项健康得不到保障的职业。死亡的接力棒，又开始了它新一轮的传递。
另一根接力棒
国庆60周年那天，由北大、清华等高校学生组成的方队在天安门前接受着检阅。与此同时，他们的一些同学正悄然来到湖南张家界桑植县，进行风钻工尘肺病调查。他们试图通过这个个案来研究中国4000万建筑工人面临的共同困境，为此，他们倾注了强烈的情感。
卢晖临时常告诫他的学生们，研究社会学的人通常像是在做“病理学报告”，总是讨论创伤是什么机制造成的，怎样预防和治疗，一般很少用“外科手术”直接治病救人。但有时候，遭受创伤和痛苦的人就在你面前，你必须先直面这个伤口。
当调查组成员见到彭辉平时，他正蹲在石阶上喘气，手里握着半个苹果，肩上搭着一条厚毛巾。“毛巾下的身体，瘦削得只剩骨架”。细心的学生发现，在屋子角落，放着一口棺材，用塑料布潦草地盖着。棺材是刚做的，他的家人说，等过几天刷完漆，不知什么时候就可以用了。
一个半月之后，彭辉平死了，躺在早已预备好的棺材里。他是最早一批到深圳打工的桑植人。那时的深圳，还没有高楼林立，到处都是荒土、山坡和瓦房。此后地王大厦、赛格广场、地铁一号线……这些深圳的标志性建筑，都矗立在彭辉平这些风钻工人打下的坚实地基上。只是，这些奠基者却再也无缘分享这座城市今日的繁荣。
彭辉平死后，他的两个女儿都辍学外出打工，家里的木头房子也垮了。
25岁的王茂盛是大学生们的同龄人，却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尘肺病症状。7年的风钻工经历让他确信自己得的是尘肺病，但是深圳市职防医院不同意给他做职业病检查，因此当学生们见到他时，他还没有得到确切的诊断结果。“我找人看了片子，我现在应该是尘肺I期。”王茂盛甚至给自己推算过，从I期到II期大约5~8年，从II期到III期大约3~5年，III期以后人就没命了。“我大概可以活到40岁。”
让调研组成员印象深刻的还有那些天真可爱的孩子，他们脸上总是绽放着笑容，世界在他们眼里依然美好。这些参与调研的大学生们不忍心去想象，他们的未来又将是怎样。家里的“顶梁柱”很快就要倒了，家乡依旧贫穷，在不久的将来，他们还是要出去打工，会不会再次陷入因贫打工，打工又无法致富的怪圈？
张慧鹏在当天的调研日记里写道：“这是另一根接力棒。”
别让国家的肺衰竭、窒息
深圳尘肺病工人的遭际，被学者们看做是中国4000万建筑工人面临困境的缩影。
去年12月，北京城遭遇最寒冷的冬天，张慧鹏跟着导师卢晖临在北京周边地区的建筑工地做调研，发现工人们就住在工棚和简易宿舍里，没有暖气。城里人“室内温度不得低于16摄氏度”的取暖标准，与他们无关，这里就像“另一个世界”。他们吃的是馒头和大白菜，却只能喝到凉水，每天跟着太阳上下班。那些新建的房子外表很漂亮，背后是这些打工者的辛酸。尽管难有煽情的说辞，但他们还是能表达出这层意思：那种“城市由我们兴建”的自豪感，有，但总是一闪而过。
不过，对于劳动条件，打工者自身并没有太大的抱怨，他们大多是准备出来吃苦挣钱的。问题是，很多时候连工钱都拿不到。“你想不到吧，2004年温总理帮民工讨薪以后，欠薪问题还是很严重。”张慧鹏说。他们的调查组到过北京、广州、武汉、沈阳、成都等地的建筑工地，“没有碰到一个工地不拖欠工钱的，也没有见到一份劳动合同”。
这就是在《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两周年后，中国4000万建筑工人面临的现状。卢晖临有时候也跟别的学者交流：“《资本论》上都看不到拖欠工资的问题，马克思只记录了当时英国工人一周发一次工资。因为拖欠工资不是当时的主要矛盾，马克思关注的还是工人的工作条件。”
即使是如今张家界风钻工维权时，一位接待他们的政府官员仍然这样说道：“美国今天能这么发达，也是因为五六十年代牺牲了很多人的利益。你们的事是历史遗留问题，是发展的必然代价。”
此番言论让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程平源不禁要拍案而起。他曾在桑植县亲眼见到风钻工人们的困苦处境。“这是谁的发展？又是谁的代价？”同样比照美国，程平源研究其历史上的废奴运动和黑人民权运动后发现，黑人能够获得今天的地位，是因为有以林肯为代表的一批美国人，不能忍受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让另一部分人得到发展，也不能忍受一个社会存在不平等的两种国民。如今，那些有良知的美国人仍在为存在那样一个时代而不断地反思和道歉。
“尘肺病工人的背后是4000万建筑工人，同时他们也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命运的缩影。”卢晖临说，美国《时代》周刊把“中国工人”列为2009年的年度人物，因为他们是这个国家经济复苏的动力来源。然而中国工人，特别是农民工长期以来并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在卢晖临看来，这些人就像是一个国家的肺，国家依靠他们前进、腾飞，可是这些人自身的机能正在衰竭。“尘肺病是一种隐喻，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创伤。”他说。
今年1月，中国第一座尘肺病治疗中心在北戴河开工建设，这被学者们看做是积极“疗伤”的一种姿态。与此同时，清华大学沈原、北京大学卢晖临等6位学者也上书人保部，希望劳动保障部门以尘肺病工人事件为契机，切实落实《劳动合同法》。
报纸上曾登载全体张家界籍风钻工人给深圳市民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说，“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了，城市更高更雄伟的楼房建设与规划，离不开千千万万的农民工。”他们希望，“政府加强监管力度，改善工作环境，改善工作条件。”他们企盼，“不要再让千千万万的农民工兄弟步我们的后尘。”